“通识教育”应提前至基础教育阶段

　　中国大学的领导们所说的“通识教育”是由英文“Liberal Arts Education"翻译过来的，也被译为博雅教育。根据1945年《哈佛教育红皮书》的定义：这种教育形式是“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

　　通识教育最早可以追溯于雅典的亚里士多德，具体实践则是由中世纪文艺复兴中诞生的大学完成的，在这场人本主义革命中，中世纪大学在进行神职人员、医生、律师等专业教育之外，还会进行拉丁文、哲学、艺术、辩论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和教育，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通识教育。

　　如同文艺复兴传承了古希腊文化的衣钵一样，19世纪，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重新拾起了中世纪大学的传统，推行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至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20世纪的通识教育课程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通识教育就这样约定俗成的变成了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

　　我们国家在近些年借鉴这方面的经验时，实际上是“拿来主义”。但时代不同，国情不同，通识教育这个“外来和尚”想念好经也应该进行改造，以便更好地为我们所用，优化我们的教育模式和格局。特别值得建议的是应将通识教育提前至基础教育阶段，而不应该挤压高等教育的时间。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加上三年高中学习阶段，完全有空间把通识教育的内容加进去，只要在高考考试范围内增加通识教育的考试内容，基础教育阶段就可以实现通识教育，有利于国民素质整体提高。

　　第一、大学进行通识教育带有精英化教育阶段的残留痕迹

　　博雅教育这个翻译其实比较能够体现通识教育在精英化教育阶段残留的痕迹。博是博学，雅是高雅，实际上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还是19世纪的美国，尤其是前两个时期，由于书本和教师的匮乏，上学读书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奢侈，更多的是属于贵族才能享受的特权。而在19世纪初的美国还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基础教育也相对薄弱，因此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一起都放到了大学时期。而这个三个时期的共性都是社会信息传播处于低层阶段，学校是知识的垄断者。

　　当前的教育面临着两个趋势：一个是信息化、智能化趋势。知识无处不在，信息高速传播，如今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获取和理解知识的途径和能力不知道要比19世纪美国学生高出几个量级;二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对于中国的适龄学生来说，上大学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学历的普及带来了学习能力的稀缺，这使得基础教育阶段的人格塑造、价值观形成、思维培养以及高等教育阶段专业化、专门化的培养的分野变的非常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高等教育阶段就不需要通识教育了，但这种通识教育一定是建立在基础教育阶段之上的更高阶认知，而不应该是从大学开始。

　　第二、通识教育着重于人格的塑造

　　早在古罗马时期，思想家西塞罗就认为，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具有某些专门技能的人，教育的崇高目标，应当是培养使其他德行相形见绌的真正的至善人格的人。1945年，哈佛委员会在著名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中同样明确地提出，通识教育着眼于学生身体、道德和智力的和谐发展，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为知识全面、视野广阔、教养博雅和人格完整的人。

　　而我们都知道，人格塑造、培养，道德的规范在基础教育进行训练更有效，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人格基本定型，这个年龄段往往思维逆反，再进行通识教育无疑为时已晚。

　　第三、通识教育有助于博学和思辨思维的培养

　　《中庸》的名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这组递进关系中，广而学之才产生好的问题和思考过程，然后才能明白辨别并应用于实际。

　　思辨思维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各个教育阶段逐步演进提高的，包括家庭教育和从幼儿教育开始的基础教育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思辨思维在具体教育中的应用，比如讨论，辩论等;另一方面是基础教育阶段给予学生更多通识的学习时间和实践机会，这些必须是从小就开始培养，而绝不应该等到大学四年去实现。

　　第四、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相辅相成

　　二十年前我们提出素质教育，并特别重视在基础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以人为的性格为基础，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教育理想，但在实践当中很容易极端化为“玩耍”(比如释放天性)或者物化为贵族教育(琴棋书画赛马网球)，更容易与应试教育甚至学习(比如减负)产生冰炭不能同器的对立。但通识教育显然可以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但我们其实很清楚，现阶段以考试为挑选手段或者选拔方式还无法完全废除，对于身处越来越多诱惑的学生们来说，学习本身依然是个循序渐进的苦差事，在这个同时，我们还要发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只能依靠博学之、慎思之、明辨之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恰恰和素质教育可以相辅相成。

　　第五、基础教育阶段实行通识教育为中国科研赢得时间

　　科研人才的培养自有其规律，通观科学史，大器晚成的科学家不是没有，但是大部分科研工作者都是在青年时代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产出最优秀的科研成果。以三位公认的最伟大物理学家为例：1666年，牛顿提出微积分、万有引力定律时，完成了光分解的实验分析时年仅23岁;1855年，24岁的麦克斯韦就写出了《论法拉第力线》的论文，开启了统一电磁学的历程，10年后在《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中麦克斯韦方程组横空出世，一统光电磁三种现象，成为经典物理学最伟大，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6篇论文，其中的一篇光电效应的论文让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两篇关于布朗运动的论文，成了分子论的里程碑;关于物体惯性和能量的关系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2;而那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论文，就是“狭义相对论”，它的意义已经毋庸置疑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包括国外的很多人才计划都会限定申报人的年龄，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年轻时用于科研的时间是最可宝贵的资源，而在高等教育阶段还在普及所谓的通识教育无疑是在争抢甚至浪费科研工作者的时间，这部分教育应该在基础教育阶段完成，到了大学之后，大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同时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发的进行通识学习，这对科研工作来说无疑是个好事。

　　(20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