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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矛盾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网
作者:李志民

由于文化传统和教育的附加功能,教育一直是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基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理念,相关部门也特别重视来自于社会舆论和呼声,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参考,但却经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以“减负”这个老大难问题为例,近期“双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政策效应,但社会上相关负面声音并没有减少,甚至愈加尖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关于教育的矛盾观点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主导政策出台的思路不同带来的矛盾。

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条件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片面追求效率可能有利于发展,但可能会带来不稳定问题;片面强调公平可能有利于稳定,但可能不利于发展进步。任何领域出台的政策虽然影响领域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可以把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效率”优先还是为了“公平”优先来理解,最终归结为计划经济思路、市场经济思路以及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混合思路。还是以“双减”为例,如果说“双减”之前的教育政策有些过度的市场化倾向,那么“双减”基本上就是以计划为主的思路了。

第二,国家意志与个体意志的矛盾。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对于国家而言是一个整体概念,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不同时期,要根据国家需求调整教育的方向和目标。

但是,对于十几亿国民个体来说,由于经济能力、认识角度、受教育水平、家风传统、人生诉求等方面千差万别,其教育诉求也必然不同,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国民基数面前,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的诉求差异,其社会舆论就很容易引爆。

对一个国家来说,办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为国家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但个人选择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比如普高职高50%分流政策经常会被作为“双减”的反面而被诟病,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家长、学生并不愿意去职业院校,硬性规定一半学生上职高显然是影响了个人选择的权利,但如果读完硕士再去当快递小哥也显然是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

第三、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不同,会造成同一教育问题的不同认识。

对于孩子前途这个问题,对于佛系家长和拼系家长之间完全是鸡同鸭讲,没有共同语言。这就像你对郎朗的父母说根本没有必要让孩子从小那么拼命学钢琴,要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一定会被嗤之以鼻一样。即便是从小苦练的郎朗长大成人之后也未必觉得那就是悲惨的童年,反而会感激自己的父母。有意思的是,很多小时候很“快乐”而长大却处处碰壁的孩子反而会反过来抱怨父母,为什么那时候不严格一些,那时候他(她)小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

事实上,除了个别天才之外,就学习一途,中国的传统提法就是刻苦、努力、用功,年轻时“快乐”经常被视为放纵、堕落的代名词,也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大部分家长还是秉承这种基本认识的,但即便就在这个基本前提下,以培训班为例,不同的家长依然会有不同的态度。

第四、具体到上学受教育,对于个体来说具体利益超越价值观。

就教育公平而言,其实就往往让人误解。公民受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的起点,也是焦点。但需要注意的是,教育公平不是指大家都能上重点学校,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教育公平最后就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评价,永远无法实现的糊涂账。

然而对于个体家庭来说,教育公平却是一个非常容易衡量的指标,比如同一城市里不同教学质量的学校、升学率高的学校与升学率低的学校、比如就业率差异下的普通高校和职业学校、比如“双一流”高校与双非高校……这些都是他们必须去掂量或者追求的具体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具体利益超越整体价值观的矛盾。

必须认识到,教育的复杂性体现在教育规律难以把握。我们经常强调要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但教育既有内在规律,又要适应外在规律,实际上真正研究发现行之有效的教育规律并不多。特别是当前国家和社会赋予教育的期望和功能实在是太多,很多本来不是教育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社会分层、比如竞争、比如社会治理、甚至“学区房”等,都期望通过教育改革得以实现,这很容易使得很多伪问题进入到教育政策制定中,导致政策制定目的与效果南辕北辙。同时,当前的教育政策制定非常敏感,如果把某些偶然的风吹草动却因为媒体大肆传播而影响到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结果会造成政策失误或者无所适从,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最后,我们看看120年前先贤们如何定义公办教育:

“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庶几所志者闳,而所成就者亦大,行之既久,非独可与各国学堂媲美,且骎骎乎复古学校之旧矣。” —— 《山东大学堂章程》,19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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