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移民”是招生考试制度不适应高等教育发展造成的

　　深圳一所学校的所谓“高考移民”事件持续发酵，直到广东省教育厅介入，以深圳市教育局取消了32名“移民”考生的报考资格，并核减学校2019年高中招生计划50%的行政处罚而告终。然而，关于“高考移民”的争论以及相伴而生的教育公平问题却远远没有终结的意思，并会在放开随迁子女异地高考而变得更加复杂。

　　高考移民的产生既有教育的内部原因，也有教育的外部原因。从教育内部来看，主要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在高考中的一种集中反映或者说集中体现。这种现象是部分考生为了达到上大学或者上好大学的目的，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途径，向录取分数线比较低、录取率比较高的省份流动。从教育外部情况来看，主要是一些省份的户籍、学籍制度管理不严，使有些人有了钻空子的机会，甚至成了一些人的商机会。

　　事实上，“高考移民”从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以来就天然成为一个很难抵御的“诱惑”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且各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当时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招生规模小而考生众多，所以实行各省、市、自治区分别下达招生计划名额、分别进行评卷和划定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政策。但由于招生计划名额缺乏科学合理的依据，这样就出现了一些经济发达城市或者欠发达地区计划招生名额相对其他省份较多（与人口或考生比例），导致录取分数（相对）低，录取人数（相对）多这种“奇货可居”的情况，而想方设法的抢占“价值洼地”获得更高的录取机会无疑是符合经济学规律和人性的。

　　客观的讲，在上大学属于精英教育阶段的时候，这样的高考招生制度有其合理的一面，甚至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办法。随着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四十年来，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政府在1998年适时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并很快将进入普及阶段，但高考招生中的招生制度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加上国人对于代际传递中的优质教育资源也就愈加看重，因此近十多年几乎每次高考前，都会出现“高考移民”的问题或者话题。

　　如果类比一下，你会发现“高考移民”与选“学区房”何其相似。都是通过地域圈定相对更优质教育资源，获得更好的就学上升通道。只不过前者是不合规的，而后者是合理合法的。前者的不合规来源于招生计划分配的制度落后，也来源于普通大众对高等教育还处在精英阶段的认知误区，后者的合理合法是大家都知道基础教育处于普及阶段的供求关系。

　　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研究，如果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可以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一般来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48.1%。也就是说，我们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

　　那么，适用于精英教育阶段带有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名额分配模式还适用于当今普及化教育阶段吗？这是个关键问题。

　　这有点像汽车刚出现时，英国规定汽车的速度不得超过马车一样，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观念、新技术快速迭代，推陈出新，教育招生考试制度也应该借势而上，因时而变。

　　从根本上说，“高考移民”是教育发展不均衡和招生计划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加大对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投入，合理分配高校招生计划名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才能有效遏制“高考移民”现象。更进一步说，固化的招生计划指标分配比例模式不能给全国适龄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机会，已经不适应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需求。

　　政府有义务投入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费，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标准，促进教育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公平、受教育的过程公平和考试评价结果公平是教育公平的三大基本原则，其中，机会公平是起点。

　　高考改革既要改革考试，更要改革招生制度，如果只把重点放在考试科目、考试次数、各科分数权重和计分方式的改革上，难以改变应试教育的发展和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全国高考时间统一，但各省试卷不统一，各省招生计划指标人数和录取分数线单独划定，录取比例不均等从某种程度上的确造成不同省份考生上大学的机会不公平。高考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招生制度的改革上，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从根本上改变现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招生计划指标制度，设计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适应中国特色人才选拔并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对培养人才需求的招生制度，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19-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