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历史进路、外部推力和典型经验
摘 要:美国世界教育强国地位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城市化和国际化的交互影响是源动力,教育系统内部良性发展态势的形成是直接原因,把握历史机遇是“质变”的“催化剂”。纵观美国教育史可以发现,来自教育系统外部的危机、社会运动、法案、移民、协会、智库和私人基金会等力量对教育强国建设发挥了较大推动作用;而教育系统内部的全面保障教育公平、强化人才培养入口端和出口端、以精英化和国际化扩大教育优势等举措,推动了美国教育强国建设形成良好态势。
关键词:美国;教育强国;教育变革;教育法案;教育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霍巍,萍乡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江西萍乡,337055);石书奇,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深圳,518001);王永丽,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研究处副研究员(北京,100816);曾文婕,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广州,510631)
教育强国是教育综合实力、培养能力、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具有突出地位和强大影响的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教育强国[1]。结合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情况梳理美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历程、经验,对于全面认识教育强国的建设逻辑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历史进路
美国在教育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道路上都是快步向前的,这一现状“是经过历史演进而成的,欲深入一步通晓美国教育的今日,必须通晓美国教育的昨日”[2]。在考察美国教育强国建设成就和经验时,不能只涉及“其然”而忽略“其所以然”,而是要从美国教育现状所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去探寻其建成教育强国的经验与教训。
“美国教育只有200多年的短暂历史……是人为设计而不是自然演进的产物。”[3]由于历史渊源复杂、教育群体多样、设计者利益纠葛与个体局限、政党更替往复、人为加速发展带来副作用等原因,美国的教育强国建设之路是一条不断探索、不断试误、不断失败,充满冲突斗争和创新创造的历程。这一历程中有三条线索是比较明显的(见图1):其一,教育强国是城市化与国际化的交互影响的结果;其二,建设教育强国的一般历史过程是“普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形成人才、科技优势—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提质增效……”,这种螺旋上升的过程形成了良性发展态势;其三,教育强国建设是在世界大变局中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结果。其中,城市化和国际化的交互影响是源动力,教育系统内部良性发展态势的形成是直接原因,历史机遇是“质变”的“催化剂”。
图1 美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历史进路
(一)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源动力
工业和科技大发展导致城市化和国际化的不断扩大,是美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源动力。南北战争后,美国资产阶级全力支持工业发展。使美国从一个以乡村为主的农业国逐渐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国。城市化进程使美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了变化的复杂性,新的教育问题随之而出现。为了培养大批可以适应工业大发展的合格工人和促进城市文明发展的合格市民,美国教育体制不断转型、教育体量激增。在城市化过程中,美国开始向世界输出文化和文明。国际化使美国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的变革。例如,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培养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宣扬美国、领导全球的人,美国教育在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注重学生全球领导力的培养;为了保持科技优势和经济优势,许多大学建立了法律、医学、建筑、工程等专业。
(二)形成并保持教育强国的良性发展态势
美国能够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建成世界教育强国并保持领先地位,是因为形成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人才科技优势方面的良性发展态势。美国的普及教育运动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进步主义时代达到全盛。公立学校大幅扩展并成为义务的机构,各种各样仿家庭的教育机构(如托儿所、改良学校等)得到赞助。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二战后,美国约有30%的青年接受过高等教育,198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5.6%,1990年达74.1%”[4]149,170。教育的普及,减轻了家庭教育子女的负担,提高了劳动力素质,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解决了因移民带来的不同种族新公民的美国化问题,增强了国家认同,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学术优势、科技优势。美国还大量接收国际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大量开设海外分校,在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已有的各种优势。优势的形成反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实现提质增效,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优势,形成了良性发展态势。
(三)抓住教育强国的历史机遇
美国教育强国优势的形成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及冷战时期的历史机遇密切相关。世界教育强国的形成总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在世界变局中把握住战略机遇的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重建、冷战时期,一系列关键事件使美国教育实力迅速增强:一是由于一战时远离核心战场,相对和平的氛围为美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二是美国在战争期间接受了一大批移民人才,极大地增强了教育实力,仅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有1090位科学家,其中大部分(约700人)是教授,其余则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学者型和艺术型的文化流亡者[5];三是战后接受教育的人数激增,美国还特别颁布《退伍军人权利法》为退伍军人接受教育提供便利,“到1951年底,入中等学校就读的有343万人,入高等学校就读的有235万人,其余230多万人为在职学习者”[6];四是美苏冷战使“研究型大学成为美国科技战略的核心机构”[7],特别是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出台开启了美国全方位的教育改革,再一次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教育强国和全球教育中心的地位。美国正是抓住了这样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弯道超车”。
二、美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外部推力
美国在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来自教育系统外的危机、社会运动、法案、移民、协会、智库和私人基金会的七种力量,在支撑教育系统变革、教育质量提升和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危机:凝聚力量改革教育的契机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凝聚社会力量。不同国情下,凝聚力量的方式方法不同。美国精英阶层特别擅长发现危机、制造危机、渲染危机,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危机氛围,将教育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全民利益的问题,进而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改革教育。“从美国建国到现在,始终奉行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危机学说。”[4] 65
1945年,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邀请,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提交了一份名为《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报告,对美国忽视基础研究的危险性进行了说明,提出为了国家安全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激发了美国精英阶层的危机意识。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将教育与国防直接联系起来,提出采取系统措施改革教育。
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社会矛盾激化。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出现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再次激发了美国的危机意识。1983年,美国教育质量委员会的报告《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以及其他一系列报告的出炉,标志着社会对教育的不满意和危机感达到了顶点[8],催生了一系列教育改革。进入21世纪,美国的国家危机意识更甚,为确保美国的国际地位,教育改革频繁。可以说,美国精英阶层的危机意识直接推动了美国教育强国建设。危机成为美国凝聚社会共识、启动教育改革的契机。
(二)社会运动: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力量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激活社会力量。在美国教育史上,社会运动(教育运动)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多重要的教育变革都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的结果。仅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就出现了“手工训练运动、裴斯泰洛齐运动、赫尔巴特运动、福禄贝尔运动、蒙台梭利运动、工业教育运动、职业教育运动、儿童研究运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美国化运动、禁酒运动、贫民安置运动”[9]等多场与教育直接或间接相关联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通过开展教育调查、教育实验、游行示威和政治游说等活动来达到各自的目的,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教育的发展。例如,福禄贝尔运动推动了美国新型幼儿教育机构的建立,儿童研究运动推动了现代儿童观的形成并促成了一系列保护儿童权益的行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民权运动促成了反种族隔离教育改革等。通过社会运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相互妥协,自下而上地影响了各州和联邦的教育决策和立法。
(三)法案:自上而下的教育变革力量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加强教育立法,形成支持和规范教育行为的法规体系。美国通过法案的形式引导教育发展、提供经费支持。这些法案包括联邦颁布的法案、州颁布的法案和判例法,数量巨大,涵盖教育系统内外的方方面面,形成横纵分明、内外相接的教育法案体系,使各个方面的教育行为都能有法可依。例如,总体规定各级各类教育的法案包括《教育总则法》(1968)、《教育修正法》(1980),学前教育方面的《先行起步、经济机会和社区合作法》(1974),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1965),高等教育方面的《高等教育法》(1965),特殊教育方面的《残疾儿童教育法》(1975),成人教育方面的《成人教育法》(1966),职业教育方面的《职业教育法》(1963)等;实施教育改革的法案包括《国防教育法》(1958)等;为教育提供保障的法案包括保障学生的《儿童营养法》(1966)、《应急保险学生贷款法》(1969),保障学校的《应急学校援助法》(1972),保障教师的《工资平等法》(1963)等;为教育提供社会支持的法案包括《环境教育法》(1970)、《酒和毒品滥用教育法》(1970)、《移民和难民援助法》(1966)、《图书馆服务和建设法》(1970)、《博物馆服务法》(1976)等[10]。这些法案在变革教育、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联邦和各州政府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手段。
(四)移民:形塑美国教育的重要力量
建设教育强国,意味着既要面向世界吸引人才,又要面向世界发展教育。美国教育强国的建设与移民密切相关,移民是美国教育的重要塑造者。“从18世纪至今,美国……移民人口大体上具有相同的特征:年轻、愿意冒险、寻求更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11],其中不乏较高比例的人才移民。这些移民为美国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昂扬向上、积极进步的社会氛围,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人力支撑。据统计,仅2019年获得美国永久合法居民身份的就有1,031,765人,其中,21~49岁人口占60.46%,从事管理、专业技术等职业的人占12.13%,从事生产、建造、运输、农林牧副、服务业等职业的人占16.67%,学生和儿童占20.69%[12]。同时,移民也带来了异常复杂的种族问题,在给学校教育造成巨大负担的同时,也成为美国教育面向世界发展的推动力量。移民具有多种教育、文化、语言背景,在消除种族隔离、争取教育权利的过程中,美国逐渐确立了“所有儿童不分种族、肤色、背景、地区都平等享有接受高质量教育机会”。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的学生在一起学习,促使美国教育变得更加多元、开放、包容,更加关注学生差异和平等。
(五)协会:推动教育变革的民间力量
美国建设教育强国的历程中,有一支独特的力量——民间协会,作为联通政府与民众的中介,既能替民众表达诉求,又能体现政治意志。美国教育史上一些重大事件背后,多有各种协会的影子。其中教育领域也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协会,如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美国教师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和美国全国家长教师协会(Nationa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等。还有一些综合性协会也致力于推动教育发展,如妇女协会等。这些数量众多的协会往往由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有成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在凝聚社会力量、推动教育改革、游说政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为例,它是“美国教育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教学专业化的先锋”[13]。该协会网站明确提出,致力于“将320万成员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成就、使学校更安全更有利于学习上”[14]。该协会对于美国建设教育强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国防教育法》(1958)和《初等和中等教育法》(1965)的出台,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美国妇女协会、家长教师协会在儿童权利保护、家校合作、家庭教育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民间专业协会有政府和学校所不具备的优势,其广泛的专业力量、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全方位的社会监督,有利于挖掘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强国建设。
(六)智库:配合政府行动的专业力量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充分利用专业力量。美国是智库大国。智库通过生产高质量的政策知识为政府决策服务,为社会民众提供公共信息[15]。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22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022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截至2022年底,美国的智库数量全球第一(2203个),中国的智库数量位居第二(1413个);在评选出的174个全球顶级智库中,美国占24席,中国占10席;在评选出的75个最佳教育智库中,美国占17席,中国占1席[16]。在美国建设教育强国的历程中,智库弥补了教育行政部门专业方面的不足,为教育变革提供专业支持。例如,美国兰德公司是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其在教育决策咨询方面对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的研究涵盖了评估与问责、基于选择和标准的改革、学校领导、教师教学有效性、技术和职业训练以及学生媒体使用、健康和金融知识方面的生活技能训练等问题,通过与政府合作开展行动研究、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等方式,影响教育实践。可以说,教育智库是美国建设教育强国过程中一系列教育举措的幕后策划和专业支持。
(七)私人基金会:教育系统外的隐形推手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充分利用慈善团体的力量。在美国教育发展史上,私人基金会是一方相对隐秘的力量,它置身于教育系统之外,却在塑造美国教育制度方面发挥了非常特殊的作用。美国的私人基金会是由拥有巨额财富者以慈善名义建立的机构,如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由于具有充足的经费来源,私人基金会可以为调研工作、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大量的资助经费。这些基金会已经对美国社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3] 248例如,卡内基基金会是全美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的赞助者,在重塑教师职业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其他一些基金会则是择校、特许学校等诸多理念的幕后支持者。如今,卡内基基金会正在为家庭和社区参与、改善学校系统和学生成功等方面提供慈善支持。虽然私人基金会确实对美国教育有重要影响,但在美国国内对于私人基金会是否可以影响公共决策仍然存在争议。
三、美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典型经验
在美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历程中,教育系统内部围绕教育战略如何布局、如何促进公平、如何实现优质和如何保持优势等问题,形成了一些典型经验。
(一)全方面保障教育公平
在学术研究中,有人将“保障机会公平转向保障资源分配公平再转向保障结果公平”视为教育公平在理念上的发展与提升。但在实践中,似乎并不存在“转向”的问题,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逐步建成了“机会公平+资源分配公平+结果公平”的全方面保障体系。从始至终,机会公平、资源分配公平都是且应当是实践的重点,它们与结果公平相配套,共同推进教育公平。在教育机会公平、资源分配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方面,“美国尝试了择校、学券制、特许学校、财政改革、师资标准改革、补偿教育、志愿性国家课程标准、标准化测试、问责制相关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毁誉参半”[17]。
1.保障教育机会公平的措施
美国试图以自由择校权保障教育机会公平。《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明确了在被评定为“需要改进的学校”中就读的学生有择校的权利。他们可以在公立学校和特许学校中进行选择。如果所在学区内所有学校都是“需要改进的学校”,那么学生还可以在临近学区进行择校。如果“需要改进的学校”在第三年仍然没有达标,在该校就读的学生可以申请被充教育服务,由学区付费聘请学区外的教师进行指导、课后辅导或设立暑期学校。实现择校有两种办法,一是“教育券”,二是“特许学校”。教育券是一种典型的体现市场竞争的择校方式,通过将一定的教育经费折算成有价凭证,学校凭借向学生收取的券兑换资金。教育券的方式因争议较大而未能大规模实施。“特许学校”是实施委托管理同时接受公共资助的另一种形式的公立学校,入学方式是学生主动选择而非划片入学,采用绩效问责进行管理,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质量不达标就会面临关闭。“尽管美国国内对特许学校存在较多争议,但多年来的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特许学校的学生学业成就高于普通公立学校的学生,在实现更公平、更优质的学校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改善了教育的公平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校教育系统内部的教育效率。”[18]
2.保障资源分配公平的措施
保障资源分配公平,关键在保障师资分配公平、经费公平、应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设施设备条件公平,即保障所有学生都能享受优质师资,保障弱势群体在受教育方面的基本经费;保障在实现学校基本硬件条件达标的情况下,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满足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设施设备。
资源分配公平的首要问题是优质师资的分配。美国在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过程中也面临高素质教师短缺、优秀教师配置不均的问题。美国为鼓励优秀师资前往薄弱学校任教采取了以下举措。一是提高物质待遇。包括减免一定数额的贷款,如联邦政府规定凡到薄弱学校任教的完全合格的数学教师和科学教师可以免还额度达17,000美元的贷款;增加工资,使到薄弱学校任教的教师比同等资历教师获得更高的工资;给予专项补贴,如教师签约到薄弱学校任教可以一次性领到一笔补贴,在薄弱学校任教期间每年都可以得到一笔固定收入。二是改善工作条件。例如,为教师提供必要的专业发展机会,促进教师合作,完善教学领导,营造良好工作氛围;通过推行小班教学、减少每日上课时数、配备教师助手、尽量不让教师从事教学之外的杂务等措施,减轻教师负担。三是广开教师来源。如允许返聘退休教师、允许教师跨州流动等[19]。
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学生进行补偿,是美国保障教育资源分配公平的又一举措。美国政府通过颁布法案、设立专项经费,为处境不利学生或弱势群体提供教育补偿。一是补偿对象逐步扩大,从低收入家庭儿童扩展到残疾儿童、大学生、成人、移民儿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已将范围扩展到所有儿童;二是补偿内容不断丰富,从阅读、数学、语言及其他学科领域扩展到职业培训、健康与营养、入学指导以及交通和其他支持服务;三是补偿方式以资助为保障、以项目为依托、以评价为手段[20]。通过教育补偿,美国有效地保证了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
近年来,受疫情影响,保障学生数字教育公平成为美国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2022年,美国教育技术办公室发布了《促进全民数字公平》报告,从可利用、可负担、可使用三个维度总结了促进数字公平面临的障碍和对应策略。可利用指是否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覆盖范围来为学习提供可靠的、高速的宽带服务和技术工具;可负担指学习者及家庭能否支付学习所需的宽带服务和技术工具的负担;可使用指学习者在使用宽带和技术工具时是否获得了足够的信息与资源支持,是否有相应的数字技能。针对以上三个方面,美国提供了很多案例和应对措施。例如,为学习者提供能带回家的热点和设备,在公共空间提供免费网络,启用带有无线信号的公交车,学区与政府合作安装宽带,为学习者免费接入;降低网络和数字设备费用,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每月最多减少30美元的上网费用,提供低于30美元的无流量限制网络套餐;加强教师数字素养培养,为教师提供数字技术方面的培训、资格认证、咨询服务,选拔熟练使用数字技术的人员提供服务等[21]。
3.保障教育结果公平的措施
为保障学生在学校中教育结果的公平,美国主要采取了两项举措。一是统一标准,即建立相对统一的共同核心标准,对各学段学生在学校中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等,做出明确规定,保证学生在高中毕业时能为升入大学和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共同核心标准的建立严格遵循了以下原则:与大学和职业要求保持一致;蕴含高端技能中的严谨内容和知识应用,以帮助学生迎接21世纪的挑战;建立在各州标准的基础上;汲取学业成就优异的国家的经验,让学生在世界经济和社会竞争中获胜;考虑到当前教育现状与研究成果”[22]。统一标准的建立有助于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并推进标准化测试。由于美国各州教育分权管理,统一标准的建立充满坎坷和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统一标准确实是提升教育质量,确保结果公平的重要手段。二是实施问责制,即建立以问责制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制度。根据地区差异,施行差异化绩效责任制。《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提出,为学校设立年度“适当进步”目标,如果一所学校连续两年不能达标,就会被评为“需要改进的学校”,如果连续四年不能达标,就会对学校采取替换师资、重新组建、实行新课程等措施,如果五年后学校仍然没有进步,就会被州政府接管或被承包管理或转为特许学校。2008年,美国又颁布了《差异化绩效责任试点计划》以进一步应对地区差异,对不同地区“需要改进的学校”进行更加精细的差异化管理,根据具体情况分类采取干预措施,抛弃了统一的考核标准,力图实现更高层次的教育均衡。
(二)强化人才培养入口端和出口端
教育强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通过教育更好地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的问题。美国重视通过学校教育为学生中学后的成功、升入大学或进入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在重视各阶段教育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了人才的入口端(早期教育)和出口端(高中和大学)质量的提升。提升入口端的质量是一项指向未来的托底工程,既可以普遍提高人才质量,又可以积蓄人才潜力;提升出口端的质量是一项拔高工程,直接影响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1.加强早期教育
“为早期儿童提供优质教育对缩小儿童学业表现差距、促进幼儿园与小学教育融合、提升学生高中毕业率与升学率、提高教育投资社会收益等具有重要意义。”[23]美国政府较早意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政府为儿童早期教育提供了经费支持。“美国的早期教育与保育体系覆盖出生至义务教育起始年龄的儿童,由开端计划、保育服务购买体系以及公立学校体系(幼儿园与前幼儿园教育项目)三个主要体系构成。”[24]这三个体系均致力于为儿童尤其是处境不利儿童提供早期教育、健康服务和家长支持。开端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直接向各地机构拨款,服务于低收入家庭的婴幼儿和学前儿童。保育服务购买体系是联邦与州共同出资,通过向私立机构购买服务的形式支持儿童保教和课后托管。各地公立学校体系也设立学前教育项目和课后托管项目,直接提供早期教育和保育服务。美国还有针对工人家庭15万儿童的优质保育项目、帮助初为父母者确保孩子健康的护士家访计划等。
2.高中多样化发展
高中的多样化发展既为美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提供了人才保障,也是美国作为世界教育强国的重要表现。多样化的高中为学生个性、创造力、独立思维、专业能力的发展提供平台。这种多样化表现在学校类型、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美国有综合高中、学术性中学、职业中学、磁石学校、选择性学校等多种类型的高中,其中综合高中占大部分。综合高中内部又有普通科、职业科、学术科的专业分化。“但核心的多样化表征为综合中学内部的课程体系多样化。多样化的课程体系,既能平等地满足所有学生个性化的基本学习需要,同时又能在平等的框架内兼顾‘因材施教’,追求更加卓越的精英人才培养目标。”[25]美国综合高中的课程有三类: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必修课大多为英语、数学、科学、社会、艺术、体育等门类,其下还设有不同名目和水平层次的课程供学生选择。活动课为学生准备了多种校内外活动,如体育、社团、社区活动等。选修课有学术性、生活性、职业性三类供学生选择。在多样的选修课中,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AP)最为著名。通过在高中开设大学先修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充分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能。“美国开设AP课程已有六十余年,覆盖了大部分学科,现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8000所中学的二百万中学生选择大学先修课程并参加考试。”[26]AP课程实质上是指向英才教育(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但每位学生都有选择的权利。总的来说,美国高中课程以高选择性和多样性为特征,为那些积极上进、有专长兴趣的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有利于高水平人才的培养。
3.高等教育创新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与英、法、德相比,堪称“后来居上”。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在学习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奉行实用主义,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政府主动干预,制定法律促进大学发展;实施分权管理,倡导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多种形式办学,创新高等教育体系和制度;强化质量监督,创设非政府指向监控机制[4] 177-184。其中,学习借鉴和制度创新是关键。美国在创立高等教育之初,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最早学习英国建立了哈佛学院,之后学习法国建立了纽约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等,19世纪以来,学习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教学科研统一、研究生体制等,为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开展制度创新是美国高等教育腾飞的重要原因。如“美国高等教育注重实际的特征逐渐发展成为高等教育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职能,正是从美国大学开始,‘服务’成为与‘科研’和‘教学’并列的高等学校三大职能之一”[27]。
(三)以精英化、国际化扩大教育优势
高质量的英才教育和国际教育,既是美国教育强国的体现,又是保持教育强国优势的方式方法。
1.重视早期英才教育,为天才儿童发展提供通道
精英人才不是从大学开始培养的。美国基础教育对英才教育的关注较早。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后,美国开始实施一项“最优秀、最聪明”人才的引进和教育计划,旨在培养新一代科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军人物。之后的各个时期,都有关于精英教育的法案、项目、计划出台。“1988年,首部针对英才教育的法律诞生,美国国会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法》中增加了《天才与有才能学生教育法》”[28],为英才教育提供法律和物质保障。2015年,《让每个学生成功》为英才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20世纪美国的强势崛起乃至称霸全球,与其英才教育战略的成功实施密不可分。”[29]美国各个时期在早期英才教育方面大致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是多样化的人才甄别与选拔。美国天才儿童的选拔主要有三种方法:群体推选、标准化测验和非正式选拔。“推选包括自我推选、父母推选、教师推选和同伴推选。由于推选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美国各州除此之外还采用多样化的测验进行佐证,包括智力测验、专业性向测验、成就测验和创新能力测验等。在非正式选拔方面,有矩阵法和作品成果评价法等多种形式。”[30]
二是提供适合的学习模式。美国为天才儿童提供多样的学习模式:充实教育模式、加速教育模式、自主学习模式[31]。充实教育模式即在不改变学生年级和班级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常规课程之外的内容;加速教育模式即加快学习进度,压缩常规课程修习年限;自主学习模式即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开展研究学习。
三是加强英才教育师资培养。美国通过学历教育和教师培训,加强英才教育师资培养。“在全美获得资格认可的1700多所大学和学院中,有115所学校提供英才教师教育项目”[28],“这些高校开设的课程内容主要包括英才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英才教育的课程与方法、中小学校英才教育项目的设计与管理、英才教育研讨会、英才教育实习”[32]。除了培养专门教师,美国全国天才儿童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还认为所有教师都需接受资优人群的学习特点和行为、文化差异意识、具有多重特殊性的儿童、在教室和学校培养积极的同伴文化、公平和无偏见的评价等方面的培训,以满足大多数有天赋的学生在普通课堂的发展需求,为此该协会制定了英才教育教师的知识与技能标准,对英才教育教师的基础和高级知识与技能、普通教师在资优教育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进行了详细规定。
2.大力推进教育国际化,扩大教育影响力
教育国际化是美国形成并保持其教育优势的重要举措。总的来看,美国在教育国际化方面主要有三项举措。
一是大力吸引国际学生和国际学者。美国《2022年度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2022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中的数据显示,1950年来,美国的国际留学生人数为29,813人,1960年达53,107人,1970年达144,708人,此后逐年增加,到2018年已达1,095,299人,2022年达948,519人[33]; 2000年有79,651名国际学者赴美交流学习,到2018年达到高峰,有136,563人[34]。人数众多的国际学生和国际学者,不仅为美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还增强了美国教育的影响力。
二是积极举办跨国教育,在海外建立分校。“美国一直是全球跨国高等教育的主要输出国之一。海外分校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裹挟着美国国家的战略部署意图和意识形态的输出。全球竞争、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美国大学建立海外分校的最直接驱动力。”[35]
三是加强国际教育,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2012年,美国联邦教育部发布《通过国际教育与国际参与制胜全球2012—2016》(Succeeding Glob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 2012-2016),提出加强国际教育是美国的国际优先事项,要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国际化教育,培养所有学生的全球胜任力,积极推进教育外交。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教育国际化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好:有利于培养美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领导力;有利于美国学生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发展;有利于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有利于传播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意识形态,保持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教育国际化,既是美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结果,也是保持教育强国优势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高书国.世界教育强国的形成与发展——以英、法、德、美为例[J].教育研究,2023(2):15-29.
[2]滕大春.美国教育史(第二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著者前言)1.
[3]斯普林.美国教育[M].张弛,张斌贤,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1.
[4]李化树,杨璐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美国实证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5]李工真.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J].历史研究,2005(4):143-164.
[6]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六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85.
[7]郭宝宇,冯倬琳.美国一流大学“黄金发展期”的经验与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18(8):15-27.
[8]王英杰.美国教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229.
[9]王晨,张斌贤.美国教育的传统与变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20.
[10]张维平,马立武.美国教育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80-111.
[11]王悠然.美国学者:移民是美国历史的重要构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2-26(3).
[12]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19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R].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20: 5.
[13]龚兵.角色与追求: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之嬗变[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
[14]About NEA:our mission, vision & values[EB/OL].[2023-06-07]. https://www.nea.org/about-nea/mission-vision-values.
[15]蒋观丽,文少保.世界一流教育智库人才配置与管理机制研究——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高教探索,2021(11):90-99.
[16]MCGANN J G.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ennsylvania: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2021: 44, 64-74, 152-156.
[17]王晨.美国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改革措施述评[J].学术界,2011(8):209-217.
[18]孔令帅,张佳.美国特许学校授权机构的职责、类型与监督措施[J].教育科学,2019(6):86-93.
[19]方彤,李丹丹.美国新世纪教师质量公平配置政策及实施探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3):51-56.
[20]李娟.美国弱势群体补偿教育立法的历史研究——基于教育公平的视角[J].外国教育研究,2016(1):71-81.
[21]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dvancing digital equity for all: community-based 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digital equity plans to close the digital divide and enable technology-empowered learning[R]. Washington, DC, 2022:20-48.
[22]陈燕,宋乃庆.美国中小学共同核心标准的建立及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2(3):37-41.
[23]黄建辉.公平与优质的追求:美国早期儿童教育综合改革实践述评[J].外国教育研究,2018(2):79-91.
[24]周红.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体系的主要构成、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21(4):74-80.
[25]李天鹰,杨锐.美国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156-163.
[26]侯自新.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建设与实施[J].数学教育学报,2017(3):2-3.
[27]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94.
[28]肖甦,韩云霞.21世纪以来美国英才教育的发展与趋势——基于对NCLB以及ESSA的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7(6):3-14.
[29]付艳萍,张晓阳.何谓英才,谁的教育,如何教育——美国英才教育发展中的三大论争[J].全球教育展望,2023(1):118-128.
[30]曹原,朱庆环.美国英才教育政策及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2(12):49-53.
[31]刘羽,白学军,杨邵峰,等.引领新时代天才儿童教育的多元模式——美国天才儿童教育发展[J].基础教育参考,2023(01):28-38.
[32]付艳萍.美国英才教育师资培养:政策与实践路径[J].基础教育,2019(5):103-112.
[33]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U.S.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1948/49-2021/22[R/OL]. 2022[2023-06-03].https://opendoorsdata.org/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enrollment-trends/.
[34]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rends[R/OL].[2023-06-03].https://opendoorsdata.org/data/international-scholars/international-scholars-trends/.
[35]王璞.美国大学海外分校全球扩张历史和战略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7(1):17-23.
The Historical Progression, Driving Force and Typical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Building a World Power in Education
HUO Wei1 SHI Shuqi2 WANG Yongli3 ZENG Wenjie4
(1. PingXiang University, Pingxiang, 337055 Jiangxi;
2. Shenzhe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Shenzhen 5180001;
3. Research Division, Center for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 China, Bejing 100816;
4.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as a world education power i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over time. Among the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the formation of a positive development trend within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direct cause; seizing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is a catalys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can observe that Crises, Social Movements, Acts, Immigrants, Associations, Think Tanks and Private Foundations from outside the education system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world education power; within the education system, measures such as ensuring educational equity, enhancing the input and output i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xpanding educational advantages through elit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ve also facilitating the powerhouse construction.
Keywords: USA; Education power; Educational reform; Education ac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郭向和 校对 姚力宁)
特别声明:本站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站转载出于非商业性质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者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在两周内速来电或来函联系。